魏悌香蒲公英希望基金會創辦人
士林靈糧堂開拓者

魏悌香是台灣的基督教牧師，1990 年代初與李愛蓮受台北靈糧堂差派開拓士林靈糧堂，1995 年創辦蒲公英希望基金會，其後又創立安得烈食物銀行與網路媒體基督教今日報，現於標竿教會牧會[1][2][4][8]。

要認識他，只看「哪一間教會的牧師」是不夠的。他待在一間堂會講台上的時間並不長，留下的卻是一連串跨出堂會的機構：一份免費贈閱的月刊、一個給弱勢孩童的食物銀行、一份只在網路上發行的基督教報紙，以及近年與警政單位合作的防詐騙網絡。這些機構各有各的同工與董事會，不能都算成他一個人的事業；但把它們串在一起的，確實是同一個人的想法——信仰不該只留在主日的聚會裡。

他也是台灣教會界一場公開爭論的當事人。2011 年起，他邀集台灣各教派牧長與中國官方認可的基督教組織交流，2013 年在台北合辦「兩岸基督教論壇」，引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、中國家庭教會牧者與人權團體的公開批評[11][12]。

魏悌香最早被記錄下來的事奉，是在台北士林。台北靈糧堂的四十五週年大事記寫著：1992 年 12 月 20 日，士林靈糧堂正式聚會，負責的傳道同工是魏悌香與李愛蓮[2]。士林靈糧堂（今夏凱納靈糧堂）自己的官方大事紀，則把 1993 年在福林橋下的開拓算作起點[1]。兩種紀年都出自官方，差別在於「開始聚會」與「正式開拓」怎麼算（見士林靈糧堂條目）。

他在士林的時間不長。1995 年，劉群茂接任主任牧師，其後三十年教會由士林紡織廠、承德路一路遷到大直，都是劉群茂任內的事[1]。所以魏悌香在這段歷史裡的位置是「開拓者」，不是長期的主任牧師，也與今天的夏凱納靈糧堂沒有治理上的關係。

三十多年後，這段開拓又被提起一次。2025 年 2 月，顧其芸牧養的新生命小組教會士林會堂開幕，魏悌香到場致詞。依該教會的報導，他回憶當年成立士林靈糧堂時，常與太太在附近的公園禱告，那時就看過這塊「荒煙蔓草、正在出售的地」；如今別的教會在這裡建堂，他說這是很美的事[3]。

1995 年，也就是離開士林第一線牧養的同一年，魏悌香與李愛蓮創辦了蒲公英[4][6]。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的登錄資料記載，兩人是有感於台灣社會「因壓力、情緒等等問題，社會案件不斷」而成立這個機構，由魏悌香任創辦人、李愛蓮任執行長[4]。

蒲公英最為人知的是一份不收費的刊物。《蒲公英希望月刊》不在教會裡賣，而是放進工商場所、醫院、學校、監所與各種機構，讓不進教會的人也拿得到。中華郵政公益網上的機構介紹寫的是每月發行 30 萬本、累計閱讀超過一億人次[5]；這是機構自己提供的數字，不同年份的發行量也不一樣，引用時應連同出處一起看。

基金會後來的工作，逐漸從文字擴大到教育。官網列出的四個面向是全人陪伴（月刊與陪伴行動）、偏鄉弱勢課輔班、兒少品格培育與生態永續教育，並用「三生有幸」——生命要豐盛、生活要簡單、生態要平衡——概括它的理念[4][6]。基金會也公布過一項社會投資報酬率（SROI）的認證結果：2022 年，每投入 1 元產生 16.81 元的社會價值[4][6]。

一份 2017 年的中國大陸基督教媒體報導，在介紹他時列了一長串職銜：長頸鹿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安得烈食物銀行、基督教今日報的創辦人，蒲公英希望基金會董事長，加略山出版社顧問，基督教標竿教會主任牧師[9]。單一來源他哪一年創業、何時按牧，沒有一手資料可查。

2010 年前後，魏悌香又接連開了兩個新的工作。一個是網路媒體：基督教今日報2010 年創刊，不印紙本，只在網路上發行，是台灣教會界較早的純網路新聞媒體；它的沿革、歷任執行者與後來獨立成為協會的經過，見今日報條目。另一個是食物銀行：安得烈食物銀行 2011 年成立，把常溫的食物裝成箱，按月送到弱勢家庭，對象是 0 到 15 歲的孩子[7]。

這兩個機構後來都交給專責的人經營。以安得烈為例，2016 年 5 月，剛退伍的將領羅紹和出任執行長，當年年底風傳媒報導時，受助的孩子約四千多人，機構卻還有近四百萬元的資金缺口，執行長得自己去跑企業募款[7]。這類細節提醒讀者：「創辦人」說的是起頭的人，日常的營運、募款與成敗，是另一群人的工作。

依各機構資料與報導整理；職銜以各來源刊出當時為準，不代表現況[4][7][8][9][10]

2024 年底，他在標竿教會開辦「靈修默想班」。今日報的報導轉述他的說法：三十年前他就有推動靈修默想的感動，但「神的時候未到」，他先被帶去做文字、食物銀行與媒體，一路做到和 TVBS 信望愛永續基金會在各地推動慈惠工作，才覺得時候到了[8]。照他自己的排序，那些看得見的機構反而是前奏，安靜的操練才是他想留到最後講的事。

時候到了！人心需要靈修默想的操練了！

——魏悌香，「靈修默想班」第一期（2024-11-18）[8]

近年他最受一般媒體注意的身分，是社團法人基督教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。2024 年 5 月 14 日，他代表協會與內政部警政署署長黃明昭簽訂合作備忘錄，把預防詐騙宣導與社區關懷列為合作項目[10]。警政署的想法是借用教會的人際網絡：全國教會超過五千所，都會、偏鄉都有，由各地教會培訓「防詐種子教官」，把宣導帶進村里[10]。

魏悌香在會中說，協會成立專案與各地警察局合作是首創；詐騙是整個社會的痛，教會裡也常有人受害，而信仰本來就追求真實、反對虛假，所以教會與警察在這件事上目標一致[10]。這次合作由 TVBS 信望愛永續基金會的「愛無限」協助串連各地教會[10]。

他對華人家庭裡最棘手的信仰問題，也有公開的主張。2008 年清明節前，基督日報整理了他一篇題為「祭祖與紀祖」的講道。他認為祭祖不只是信仰問題，還摻雜文化、社會與歷史，教會如果只從宗教角度一口否定，「就會被人認為是不忠不孝的洋教」[14]。他的做法是分開「追思」與「拜鬼神」：前者可以做，而且可以做得更用心——編家譜、辦追思禮拜、整修墓園；後者不能參與[14]。

魏悌香一生最大的公共爭議，是他推動的兩岸基督教交流。先說可以確認的事實。依《台灣教會公報》的報導，從 2011 年起，蒲公英希望基金會邀集台灣各教派的牧長，與中國基督教協會、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（合稱「基督教兩會」）交流，台灣牧長到大陸的教會講道、到神學院授課；2013 年 4 月，由他邀集的參訪團第三度赴大陸；同年 8 月 27 至 29 日，他與台灣其他教派的牧長和兩會在台北合辦「兩岸基督教論壇」[11][12]。2017 年，他仍以「中華基督教兩岸交流協會理事長」的身分受邀到山東神學院講座[9]。

批評來自幾個方向，理由並不相同：

• 代表性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許榮豐指出，大陸除了官方承認的三自教會，還有人數眾多、不被承認的家庭教會；論壇沒有邀請他們，台灣許多主要教派也未受邀，所以論壇的決議「不具任何代表性」[11][12]。長老教會為此發出牧函。
• 宗教自由。中國福音會的于迦勒與家庭教會牧師郭寶勝認為，三自體系受黨政機關領導，並參與對家庭教會的壓制；郭寶勝代表百餘位家庭教會牧長信徒發表六點聲明，說論壇「名不符實」[11]。
• 教會間的禮儀。長老教會總幹事林芳仲說，中國基督教協會與長老教會同是普世教會協會的成員，卻沒有事先知會就直接邀請地方教會的牧長，「有失國際禮儀」[12]。
• 政治疑慮。2013 年 8 月 30 日在立法院的記者會上，立委田秋堇公開呼籲魏悌香「懸崖勒馬」；媒體人楊憲宏則引用聖經，形容這是「與狼共舞」[11]。

另有一件事與他個人無直接關係，但發生在他創辦的機構。2011 年 9 月到 2013 年間，蒲公英發行的靈修月刊《豐盛人生》未經授權引用了雅歌等十多家基督教出版單位的數百篇文章，雅歌出版社提起著作權訴訟；訴訟拖了三年多，2016 年 10 月 20 日宣判後由蒲公英賠償、雙方和解[13]。蒲公英事後在官網發聲明，說引用是「為了介紹讀者多讀屬靈好書」、出於善意；雅歌社長蘇南洲不接受這個說法，認為既已道歉賠償，就不該再稱合理引用[13]。

1. 1992/12/20

   士林靈糧堂正式聚會，負責同工為魏悌香、李愛蓮（台北靈糧堂大事記）[2]

2. 1993開拓

   在福林橋下開拓（士林靈糧堂官方現行紀年）[1]

3. 1995蒲公英

   劉群茂接任士林靈糧堂主任牧師[1]；與李愛蓮創辦蒲公英[4][6]

4. 2008

   以蒲公英雜誌發行人身分發表「祭祖與紀祖」觀點[14]

5. 2010

   創辦網路媒體基督教今日報（見今日報條目）

6. 2011食物銀行

   安得烈食物銀行成立[7]；開始邀集台灣牧長與中國基督教兩會交流[12]

7. 2013/08/27–29爭議

   在台北合辦「兩岸基督教論壇」；8 月 30 日長老教會等單位召開記者會批評[11][12]

8. 2016/10/20

   《豐盛人生》著作權訴訟宣判，蒲公英賠償和解[13]

9. 2017/03

   受邀到山東神學院講座[9]

10. 2024/05/14

    以基督教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身分，與警政署簽訂防詐騙合作備忘錄[10]

11. 2024/11/18

    在標竿教會開辦「靈修默想班」[8]

12. 2025/02

    出席新生命小組教會士林會堂開幕，回顧當年開拓[3]

把魏悌香放回台灣教會的歷史裡，他代表的是 1990 年代以後的一條路：牧者不只建立堂會，也創辦非營利組織與媒體，用企業的方法做文字、慈善與傳播。月刊進了醫院和監所，食物箱進了弱勢家庭，新聞進了手機——這些工作讓教會接觸到平常不會走進禮拜堂的人，也讓教會多了與政府、企業、電視台合作的管道[5][7][10]。

這條路的限制也在這裡。機構多半用見證的語言講自己的成果，外界很少有獨立的評估；發行量、受助人數、社會價值這些數字，都出自機構本身[4][5]。而一旦平台延伸到兩岸，原本單純的「交流」就碰上了宗教自由與政治的問題，他也因此成為台灣教會內部意見最分歧的人物之一[11][12]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