臺北市召會The Church in Taipei
一地一會・百餘處會所

臺北市召會（The Church in Taipei，舊稱臺北市教會，一般通稱「聚會所」）是地方召會運動在臺北的教會，官方以 1948 年為成立年份；它依「一地一會」的教會觀，把全市眾多聚會點視為同一個召會，各聚會點稱為「會所」，2022 年教會自報已有一百處會所[1][2][3]。

在臺北市召會的理解裡，臺北市只有一個召會，散在各區的一百多個會所都是它的一部分；它不設宗派總會，也沒有單一的主任牧師，而是由長老負責治理[3][4]。這個結構出自它的教會論。

1970 年代起，地方召會被部分西方反異端機構批評為偏差甚至異端；2000 年代，其中影響最大的 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（CRI）在重新研究後公開修正判斷，但仍有學者不接受[7][8]。

臺北市召會的源頭在中國大陸。二十世紀初，倪柝聲在中國帶領一場教會運動，主張新約的教會是「地方性」的：一個城市只有一個教會，以所在地命名，不應以宗派名稱分割信徒[2]。這個群體在中國與台灣先後被稱為「小群」「基督徒聚會處」「聚會所」，後來改稱「地方召會」[6]。

臺北市召會官網以 1948 年為起點，首頁寫著「自一九四八年在此聚會，如今遍佈全市」[1]。1949 年，倪柝聲差派李常受到台灣，此後臺北成為這個運動在台灣擴展的中心[3]。政治大學的研究指出，李常受來台後，地方召會在短期內增長到約五萬人的規模，今天是台灣信徒人數第二多的基督教群體[5][6]。1954 年，教會取得「財團法人台北市教會聚會所」的法人登記[3]。

「召會」不是一個新的宗教名稱。它是這個群體對希臘文 ekklesia 的譯法，意思是「召出來的會眾」；早期各聚會點稱「臺北市教會第幾聚會所」，後來改稱「臺北市召會第幾會所」[4]；社會上至今仍常稱他們為「聚會所」。

臺北市召會怎麼長大，國家文化記憶庫收錄的《松山區志》留下了一個具體的例子：松山區的聚會從 1976 年的「臺北市教會第七聚會所」開始；聚會所強調小組聚會，人數增加時先分區，整個會所達到一定人數後再成立新的會所。2007 年七會所發展到第十一區、超過四百人，2008 年 6 月便成立了「臺北市召會第四十一聚會所」。兩個會所在體制上都屬於同一個臺北市召會[4]。

《信義區志》整理了它與其他基督教會最大的不同[3]：

依《信義區志》整理[3]

這套做法的重心在平信徒：每個人都要盡功用，而不是把事奉集中在受按立的聖職人員身上[3]。政大的研究把 1984 年以後的變化稱為一次轉型——召會內部的結構，是依李常受新的神學論述與實踐方式調整的[5]。

1998 年 4 月，眾信徒奉獻購建的信基大樓在信義路與基隆路口落成，地上二十二層、地下五層，命名取「信入基督」之意。樓裡有介紹運動歷史的「主恢復的展覽館」、錄製福音與真理節目的廣播組，地下二樓是可容納兩千人的大會場；大樓曾獲國家建築金質獎的規畫設計、施工品質、管理維護三項大獎[3]。

2022 年 2 月 6 日的新春集中特會，因疫情分散在信基大樓與五十多處會場同步舉行，教會報導約一萬五千位聖徒與會[2]。會中介紹了臺北市召會的十個大區，並宣布：在進入 2022 年之際，臺北市召會已成立一百處會所，同過召會生活的聖徒約五萬人，聖徒人數約十五萬人[2]——都是教會自己公布的數字。

特會的主題是「主的恢復」。依報導，講者把倪柝聲所恢復的真理歸納為四大項——得救的真理、召會的真理、基督作生命、基督的身體——並說李常受在這個根基上，「進一步釋放三十九要項的神聖啟示」[2]。運動的自我理解是：它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宗派，而是在召會歷史中「恢復」聖經原有而失落的真理。

早期地方召會很少與外界往來；政大的研究指出，近年它與其他基督教團體的交流明顯增加，也積極參與社會公益與人道救援。研究者認為，召會在人事世代交替、對外關係大幅改變的同時，並沒有分裂，信徒人數也持續增加[5]。《信義區志》也記載，它長年照顧弱勢，多次獲得政府頒發的公益慈善與社會教化績優表揚[3]。

地方召會在西方福音派中的爭議，比在台灣更早也更激烈。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（CRI）在 2009 年的長文中自己承認：1970 年代中後期，它和柏克萊的 Spiritual Counterfeits Project 是最早研究、出版批評地方召會的機構之一；它們雖然沒有稱之為「異端」，最後把它歸類為「偏差的基督教團體」，但這些高度批判的評估，後來被許多更不謹慎的批評者引用[7]。

爭議集中在幾個問題上：三一論是否落入「形態論」、「神人調和」與「神化」的說法、對「地方召會」的理解，以及李常受對天主教與基督新教的尖銳批評——批評者擔心這表示地方召會認為只有自己才是正統的基督徒[8]。2007 年 1 月，約六十位福音派領袖與學者發表公開信，要求地方召會及其出版機構水流職事站（Living Stream Ministry）放棄李常受的若干教義說法與對福音派的批評[7][8]。

轉折來自對話。依 Christianity Today 2009 年的報導，富勒神學院院長 Richard Mouw 等三位教授與地方召會的領袖當面會談五次，討論上述疑慮後，富勒的聲明說，他們「毫無保留地建議所有基督徒」向地方召會伸出交誼之手[8]。CRI 則在 2003 年接受對話邀請，幾年後的結論是：「我們對他們的一些教導有深刻的誤解」，並認為這個運動在遠東是神的重要工作，而過去西方反異端文獻對它造成了很大的阻礙[7]。CRI 會長 Hank Hanegraaff 說，地方召會在神學與社會學的定義上都不屬於異端團體[8]。

1. 1948成立

   臺北市召會官方採用的成立年份[1][2]

2. 1949李常受

   倪柝聲差派李常受到台灣[3]

3. 1954

   財團法人台北市教會聚會所核准登記[3]

4. 1970 年代

   西方反異端機構開始出版批評地方召會的研究[7]

5. 1976

   松山區「臺北市教會第七聚會所」開始[4]

6. 1984 起

   依李常受新的神學論述與實踐調整召會結構（政大研究稱之轉型期）[5]

7. 1998/04

   信基大樓完工[3]

8. 2003

   CRI 接受與地方召會對話[7]

9. 2007/01公開信

   約六十位福音派領袖發表公開信[7][8]

10. 2008/06

    七會所分出第四十一會所[4]

11. 2009重新評估

    CRI 發表重新評估，修正早期判斷[7][8]

12. 2011

    臺北市內有 46 個會所（《信義區志》）[3]

13. 2022

    自報一百處會所、約五萬人過召會生活[2]

臺北市召會的影響有兩個層次。在台灣，它是地方召會在台灣擴展的起點與中心，帶動了這個今天信徒人數僅次於長老教會的基督教群體[3][5]。在華人世界，地方召會透過倪柝聲、李常受著作的翻譯出版與跨國訓練，影響遍及六大洲[6]；研究者也把它當作觀察平信徒動員、教會治理與宗教非營利組織國際化的重要案例[5][6]。

研究者特別關心的一個問題是：一個高度共享神學語彙與出版資源、卻由各地長老治理、沒有明星牧師的網絡，怎樣維持一致並繼續擴展。政大研究的答案之一是，召會內部的結構變遷依循李常受提供的神學論述，而社會公益的參與則是後來面對社會變遷的新發展[5]。